但如果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比如撤回起诉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受到行政机关的威胁而撤回等，再行起诉则不在此列。

[69]比如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监督行政的政策实施功能决定了行政行为合法性不存在调解的空间，[70]因此调解制度一般只适用于行政补偿、行政赔偿以及行政裁量等仅关涉数额、程度或幅度的情形，程序的主导权在于当事人。案件中原告(再审申请人)在与相关单位所签安置补偿协议中已经承诺不再上访、诉讼，其后又长期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不断违反自己所作权利抛弃承诺，这种权利保护的滥用同样构成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69条第10项规定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驳回起诉。有法院明确认为息诉承诺不能妨碍诉权的行使，即便息诉罢访协议本身是合法有效的。参见梁君瑜：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与应然面向，《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90页。其次，对于当事人违反息诉承诺、抛弃诉权后再行起诉存在明显的滥用诉讼程序恶意的，应借由诉权滥用管道来认定，从而否定其起诉权。而当起诉只涉及某一行政行为引起的损失补偿或赔偿，而该行政行为已被撤销或确认违法，抑或本身属于事实行为时，司法审查的重点则是损失应获何种程度的填补。

[27]［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根据最高院的裁判思路，息诉罢访承诺、保证或协议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对诉权的自愿抛弃。[26]在更广义的意义上，一切由政府组织但通过公平竞争程序来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过程，都属于公共市场之列，比如政府组织的名优品牌遴选与比赛等等。

这种权利主要体现为但不局限于通过公平竞争方式获得公共资源利用、开发合同或行政许可的权利，其一般直接对应、制约行政机关通过合同、许可等方式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一方面，其未能有效限制行政机关配置公共资源的边界，放任不该被市场化的资源市场化，使得公共资源的配置未能以社会和协作的方式进行，导致了大量民生问题。[1]因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根本方法的中国共产党，在对过去工作路线、方针与政策进行重大反思与矫正时，往往以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为起点。[40] See Terenee Daintith，The Executive Power Today:Bargaining and Economic Control,in Changing Constitution , Edited by Jeffrey L Jowell;Dawn Oliv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197. [41] 参见胡敏洁：《福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页。

为此，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必须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在发挥好政府这只手的作用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3]通过更为深入全面的市场化来实现开放，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为此，行政机关应当允许并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公众提供资源配置方案而不仅仅是资源配置诉求与资源配置信息，从而在公众、政府乃至中立第三方提供的方案中进行权衡、综合，最终于讨价还价后形成一个能容纳政府偏好与公众偏好的最大公约数式行政决策。

[67] 参见于安《发展导向的〈行政诉讼法〉修订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因而，公共资源的配置也要满足开放、透明与竞争原则，在市场逻辑的指挥下运转。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43]从根本上导致用来调节民生不均衡的福利行政难以为继。[36]考虑到我国的人均GDP显著低于这些国家，因此政府收入占GDP的高比重即充分显示，我国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时不像西方那样仅仅依赖于税收，而是更多依赖于国有自然资源与城市土地的出让收入与国企利润。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过往主要矛盾驱动下的行政法将关注焦点置于个体的消极自由以服务于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仅仅关注个体对抗国家干预的私权，却没有认识到公共资源是每个公民都应平等享有的。因此，基于公平分享权的公共资源分配观与自由、开放、创新不仅不冲突，反而同源共生，互相支撑，实现绿色、共享与创新、开放的有机协调与统一。[27]在这种市场中，仅仅强调政府不干预市场无异于隔靴搔痒，因为市场本身就是由政府形成且政府要参与市场去配置资源的，因此，在公共市场中，要做的是尽量保障市场的自主性，让市场支配参与市场的政府而不是由政府来支配市场，从而确保公平竞争这一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逻辑不受政府干扰。而第二层次的共享既为公共资源的市场化提供有力的制约机制，确保政府市场的开放，又能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分配机制来确保公共资源物有所值，给第三层次公平分享权提供了坚实基础，进而为绿色与共享、协调提供了坚实支撑。

因此，发展新时代行政法治既需要限制行政机关市场化配置民生资源的权力以免危及公民的基本生存、发展权，确保其以社会和协作的方式配置公共资源，又规范其配置公共资源的市场化过程，实现政府市场的充分开放，同时以此来实现公共资源的物有所值，为民生提供坚实基础。[53] 比如由原卫生部制定并于2001年1月1日实施的水泥生产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8068-2000）就是一个保护水泥厂周围居民清洁空气权利、管制水泥厂向大气排放烟尘行为的环境管制规范。

因为这一行政法治体系是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所以其核心就是尽量保障、扩张个人消极自由并限制政府干预私人消极自由的权力，这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到行政强制法，法律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权施加越来越严格的控制，行政机关越来越难以通过行政立法来限制公民的消极自由。不容否定，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广泛而深入的推进着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以放管服为宗旨，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为核心手段尽可能的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确保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进一步得到落实。

对此逻辑，美国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不厌其烦地以吃小鱼沙拉为例子，花费大量笔墨做了极为形象、直观的揭示：[18]我们都有吃小鱼沙拉（在自由市场中追求财富）的自由，但因为别人并没有不妨碍我吃小鱼沙拉（在自由市场中追求财富）的义务，因为别人同样有不让小鱼沙拉落入我口腹的自由（不让财富落于我手的自由），所以我并不能因为拥有吃小鱼沙拉的自由由而一定能吃到小鱼沙拉（在市场中获得财富）。第二种亦即第二层次分享权为公民通过公平、公正程序获得超越底线需要的公共资源的利用或开发资格的权利。[34] 参见何艳玲：《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56] 我国城乡土地规划法制所确定的用以确保采光的住宅间距标准即为此一技术的样板。习近平：《习近平谈生态文明10大金句》，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5月23日第5版。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65]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允许根据群众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3] 李慎明：《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另一方面，民生短板不解决，不仅其他领域的不平衡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不充分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参见李蕊：《论我国公有产权的双向度配置》，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

因此，在涉及一般民生资源时，这些企业应当坚持民生取向，以大多数公民而不是少数个体为优先提供实在、亲民的服务。[35]而税收不仅取决于大众财力与经济发展，还涉及征税的公平性、可行性与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因而不可能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之道，不可能作为民生权利的有力支撑。

如果不能满足这种权利，公共资源就不能付诸市场化。这绝对不是说不需要继续沿着这一方向与路径完善行政法治体系，而是说，仅此既无力于推动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实现更为充分地发展，也无力于推动政府公平分配公共资源以实现民生领域的均衡。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只能使资源流向出价最高者，使一切资源都呈现出有限性特征，呈现出财产属性。[8] 也正因为当前行政法治体系乃社会主要矛盾变迁驱动下的产物，所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界定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更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也必将随之进入一个新时代。

后者则提出，经济适用住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除了对缔结合同过程中的不公正可以提起诉讼外，公民还应具有要求启动公平审查的权利，[58]由此来要求行政机关制定公平公正的竞标标准，避免行政机关徇私舞弊，内外勾结，量身定做竞标标准，在缔约程序还未展开之前就把潜在缔约人排除在外。

诚如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自由是人们能够过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12]没有拥有过自己希望实现的生活状态、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人就没有能力扩展自己的自由空间，就没有能力发展乃至全面发展。[66]当然，这需要结合公共资源的功能与性质进行相应的类型化构建。

为此，最好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行政合同法律体系，统一规范各类公共资源的市场化交易程序。为此，现行行政法治就必须进一步发展，更加全面、细致、深入、有力地遏制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的触角。

[31] 习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即使我们不能从基本权利的角度去确立公民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给付的权利，但至少可以在行政机关已经决定面向哪类群体实施何种给付的情况下，将公民要求给付某一种具体给付的权利具体化，从而确保具有同等资格的人利用这一程序实现获得给付的权利，进入资源分配体系的权利。为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行政法治体系必须进一步规范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从而推进公共市场开放以实现充分发展，同时又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从而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均衡发展。其次，在自然资源与国有城市土地分配乃至相关的住房领域确立基本需要型分享权的优先地位。

为此，立法者不能仅仅将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权利视为一次性交易中的处分权，而是要将该权利建构为可持续发展语境中的发展权，从而确保农民的发展权主体地位，依循农民之于集体财产的权利乃成员权的本质。[44]这是公民处于公共资源之主人翁地位的根本维度，剥夺之则从根本上剥夺了主人翁地位。

[3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中文版自序，第XVII页。[9] 姚建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方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的法学解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6期。

第三种亦即第三层次的分享权是享受各种公益的权利。[38] 公开透明是行政法上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而私法领域为贯彻私人自治原则，追求契约的形式自由、程序自由、选择自由，是排斥公开透明原则的。